上一次见到朱正先生，还是2018年，87岁高龄的他听力不太好了，有时我的音量不够，他就微笑沉默着，等待我将问题再重复一遍。当时我问他最近还在忙于写作吗？他说是的，在写一本关于共产国际的书。

我是从朱先生的著作《鲁迅的人脉》、《鲁迅的身后事》、《被虚构的鲁迅》……以及他的自传《小书生大时代》和他的挚友钟叔河先生那里了解他的，知道他方正刚直，学问功底深厚。

(资料图片)

钟先生说：“朱正的著作，所查阅的资料都是公开的，图书馆资料馆都可以查到、借阅的，甚至有些学者专家掌握的各类资料比他还多，但是朱正的研究成果现在来讲还是别人不能及的，这是因为他的思辨能力很强。”

朱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我看来，有点类似爱读侦探小说的读者特别钦仰的魅力，就是他文字中的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的逻辑美感，他从不在文字中遗落似是而非的模糊点，一个问题，无论大小，只要他诉诸文字了，就竭尽一切可能据有的材料、证据，为读者一一辨析清楚。

正如他在自己的重要著作《被虚构的鲁迅—鲁迅回忆录正误》三版后记中所说——

我以为这书还是向作者们和读者们的一份建议，对于作者，我希望他有一种尊重读者的态度，着笔之际认真一些，慎重一些，不要以为读者可欺，怎样随便乱写也不要紧。

要知道，有毛病迟早会有读者看出来的，那时岂不有损自己的声誉吗？对于读者，我希望他从这些具体的例证看到，无论读什么权威的著作，也不能轻信，而要自己动脑筋，判别其是非。

对于这些并不准备花大力气研究鲁迅生平的读者，对书中的方法会比对书中的结论更有兴趣一些吧。

不轻信，愿意自己开动脑筋，对于寻求问题答案的方法感兴趣，我想，这应该是朱先生所期待的读者的样子吧。

朱先生最新的杂文集《拾零新集》，大多选自他自1987年开始陆续在《随笔》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述往事，有的怀故人，也有读书笔记和他给自己给朋友写的书序，所议论的主题各不相同。

从曹操的胸怀，到奴隶与奴才的分界线，从曾国藩世故以对道学家，到写好杂文之“近似胡扯”的四字箴言，从小小麻雀在非常年代政府公文中的几番沉浮，到义和团运动最初的发端—曹州教案的史实厘清，凡过往历史中杂糅不清的概念、史实、说法，被“时代公式”简约甚至歪曲了的历史事件、人物，朱先生都有兴趣援引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在文章里说一说。

朱先生是在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中，发现问题，又用自己的阅读、思索和查考去寻找答案，解开迷雾。

鲁迅，是朱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拾零新集》中接近一半的篇章与之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鲁迅的话题，仍然时时会以不同的面目跃入人们的视野，出现在社会公众的讨论中。

一个世纪过去了，此时的世界与鲁迅那时的世界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人们会觉得“鲁迅”太多了，我们早就应该走出他话语的“阴影”。

但很多时候，特别是一些非常时刻，我们会猝然与“鲁迅”相遇，这时我们才会发觉，我们对于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此刻我们迷茫、郁结，以至于愤怒的种种，他早就写过了，等待我们去重读，或者，初次发现、体悟，以至于，醒来。

然而，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朱先生，围绕“鲁迅”所做的学术研究，并非读者想象中以多么深奥的文字去构建鲁迅高不可攀的“文化巨擘”的形象，他更多的是从史料出发，着眼于厘清或补白史实。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史料，他以自己的学者眼光和史学积淀，加以判断、对比、甄别，帮助读者理解真实的鲁迅，这个“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语），理解鲁迅生活、著述、论战的时代，那个中国人艰难地从封建一步步走向现代的风云时代。

所以，在这本《拾零新集》中，我们会看到朱先生一次次“重读鲁迅”，关于鲁迅如何写杂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里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一段历史，鲁迅与尼采的关系，鲁迅周作人与傅斯年的关系，鲁迅周作人与陈独秀的交往……等等。

而蕴含在这些篇章中更深广的意义是，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对待历史，或者如何从浩瀚的史料中去发现真相，接续逻辑的断点，特别是这些阅读历史的体悟该如何映照我们身处的现实，为我们时时感觉到困惑或压抑的人生，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

这些关于鲁迅的文章中，还有三篇与鲁迅著作选集的出版有关，其中《遗札盈箱有泪痕》中，朱先生回忆了与鲁迅研究专家、翻译家孙用因为有关鲁迅的文稿结缘、合作，并在这些文稿的写作中得到孙先生悉心帮助的往事。

这些饱含着感情的回忆，不仅仅呈现了孙用先生以及与朱先生最初通信的冯雪峰先生，作为前辈学人，对于当时素昧平生的朱先生，竭尽所能、毫无保留地支持，坦诚又平等地给予意见，更借着这些曲折的编辑往事，记录了鲁迅以至于相关历史研究，在那个特殊年代，想要正本清源、回归学术本位的各样艰难。

特别是，透过孙先生的书信传达了那一代的学者经历了数十年特殊岁月的坎坷，依然保持的操守：“我最怕趋时（或趋炎）的文和话，因为它早晚市价不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好之故。”

朱先生说：“不要做趋时（或趋炎）的文章，是孙先生对我最重要的教诲。”

时值今日，“不做趋时（或趋炎）的文章”，对于太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这句看似平常的教诲，仔细想来，想要终生坚守，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孙先生对于朱先生几次请求的拒绝，被朱先生赞为“古人之风”，则更是令人掩卷长叹！

《拾零新集》中有两篇文章《史料与史料学》、《“精品”成书记》跟当年引起轰动的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有关。

这套“解密档案选编”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有学者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这是一部极重要、极有用的书。它包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的1945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四十七年间中苏关系方面的大量原始档案，内容涉及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上的几乎一切重大事件。”（《“精品”成书记》）

朱先生把他阅读这套书的读书札记以及有关勘误，编为一册名为《解“解密”》的书，于2016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葛剑雄教授主编的《当代学人精品丛书·朱正卷》出版。

本书中朱先生的这两篇文章概述了这些读书札记与勘误，令人感慨的是，本来是很有资格对于这套书的误译及错误“好好教训”一番的朱先生，只是逐词逐句摘选出了文章中误译与注释错误的地方，连批评的口气都很客观中肯：“我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翻译的团队水平并不是很整齐的……这多半是因为有的译员对这一段历史不十分熟悉，没有看懂原文，才译错的。这也就使读者不能正确理解甚至完全不能理解原文是什么意思了。”

想到经常在当下各个网络平台，甚至应该是“读书人”扎堆的阅读平台，常常会遇到的，关于书的各类声色俱厉的“骂评”，不禁再一次告诫自己，还是要好好读真正有学问和修养的朱先生们的书，远离喧嚣与戾气合奏的网络。

朱先生不仅仔细地摘选、校对书中的错漏，还逐卷阅读了这套皇皇巨著，完成了多篇从书中的史料出发，引申开去的史实钩沉、综述。

对于历史事件的回顾与解密，他说:“我以为如果单只把这些勘误性质的文字编为一书，那么对这一部档案集就太不公平了，似乎只是说这部档案集是一部有许多错误的书。我首先应该从正面证明这部书的用处和价值。我还得补写几篇文章……许多事情都和长时间流行的说法大不相同。这一部档案集才提供了历史的真相和细节。我以为这几篇文章足以显出这部解密档案集的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学者风范，文字、著述对于朱先生而言，是继承、建造、传达、追问、解惑的工具。

他重视事实与证据，用平实的文字剔除纷乱的非理性信息，人为的或特殊时代的烙印，破除“公式的缺陷”，他以自己深厚的史学积淀和严密的思辨能力在浩瀚的史料中印证、甄选、鉴别。

正如朱先生时时引用的傅斯年先生的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占有史料，并不能通晓历史的奥秘，只有长时间广博的积累，特别是以此养成的慧眼独具的判断力，才能算是进入了史学之门。

朱先生在他的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史学研究中，始终戮力为后辈学人、为读者在认知历史的长路上，扫清错讹带来的迷障，也不遗余力地分享他看待史实的独到眼光。

我想，用心的读者必然会在朱先生的学术文字中读出他始终坚守的价值，在对于智性与逻辑美感的快意体悟中，渐渐养成独立思考与逻辑思辨的能力，在眼前愈加纷乱、不确定的世事中，以自己的全部尊严--思想，来构建属于自己的确定，终于能有所把握、有所分辨，也有所坚守，度过自己的有所省察的人生。

此时，我再一次想起2018年时与朱先生的那次相见，说起他在非人岁月中的坎坷和绝望，他一字不漏地背出了司马迁的那段千古名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说完，他匆匆走进书房，迅速找出了一册鲁迅文集，翻开一段话让我看：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朱先生说：“这是我那时常常会读的话，我的精神支柱。”

后来，每当我读朱先生的文章，这两段话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与朱先生的学术文字交相辉映，时时提醒着我，一个也算是以文字为业的人，要珍视自己手里的这枝笔和头脑中独立思想的价值，不要轻易产出无价值的废话、谎话。

真实，是文字最本质的力量，也是文字全部的价值。

文/汪剑

图/花城出版社提供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责编 | 孙旭歌校对 | 马曼婷